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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即将收官的2022年，中国经济承压前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也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回稳向好基础有待进一步巩固。

　　即将到来的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中国经济怎样稳中求进？

　　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关键指引——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行动指南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会议提出的“六个坚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回望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自新世纪以来首次滑落至8%以下。

　　面对高速增长背后显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聚焦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成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从哲学维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引领中国经济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向“美”而行，着眼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需求与需要，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驾马车”动力加快转换，蓝天更多，河流更清……从总量之“美”到结构之“美”，从生态之“美”到生活之“美”，民生有保障的“好生活”与精神充实愉悦的“美生活”相得益彰。

　　笃“实”夯基，坚决遏制脱实向虚，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进步，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巩固和发展全球最全工业门类。

　　求“效”有为，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关键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协”善治，从新发展阶段出发，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步履坚实，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路径更加明晰。

　　“共”富“共”赢，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公平。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到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未遇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指引中国经济在守正创新中打开发展新天地——

　　2022年12月26日，蜿蜒千里的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从成都南站发出，沿着现代化的铁路，奔驰在崇山峻岭间。

　　超过78条——这是2022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开通线路数量，创历年新高，是去年全年的5倍多。

　　“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放眼全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四梁八柱”，为中国经济拓展回旋空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发展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谋定发展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作出年度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策重大经济事项；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改革……

　　十年风雨兼程，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应对世纪疫情，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反复证明，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之“的”。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无不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经济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对策维度聚焦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推动中国经济在致广大而尽精微中行稳致远——

　　2022年12月9日上午，一列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离，标志着天津港2022年中欧（中亚）班列运量突破9万标箱，同比增长近60%。

　　“集团长期以来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天津港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大力推行班列货物“船边直提”“抵港直装”通关模式，服务“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稳中求进，从宏观政策到市场主体，各层面各方面牢牢把握这一工作总基调，不断创造新业绩。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法和系统工具。

　　“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全面具体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科学应变，助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破浪前行：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抓好“六稳”“六保”工作；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项项举措卓有成效，一项项政策落地生根。

　　潮头掌舵，气象万千。

　　越是攻坚克难的阶段、纷繁复杂的时候，越彰显科学理论的真理光辉。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不断赢得历史主动，赢得精神主动，赢得发展主动。

　　历经非凡变革，我国发展站上新的更高历史起点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022年10月26日至28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察，来到陕西延安、河南安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着新的深邃思考。

　　2个月后，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吹响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号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巨轮穿越惊涛骇浪，取得彪炳史册的发展成就，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大国经济治理智慧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国经济信心前行的最坚实基础。

　　看10年——新时代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10年。

　　2022年9月27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开幕。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等来到北京展览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

　　综合展区中心，制造强国、航天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科技强国，一叶叶风帆拼成“奇迹号”巨轮模型，引人驻足。

　　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万亿元上升到114.9万亿元，基础研究经费从499亿元增加到1817亿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发射240余次……一个个亮眼数据，标示出新时代10年中国经济“量”的跨越，更彰显“质”的提升。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回望10年来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看5年——“过去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我们经受了世界变局加快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有效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经济大船乘风破浪向前。”

　　时针拨回5年前，2017年4月。八桂大地，春风和煦，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海、南宁等地考察调研。

　　听取北部湾港口规划建设和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建设情况介绍，强调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考察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强调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一路所看所谈，透出对发展质量的深刻考量。

　　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大论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5年间，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着力推动“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对高质量发展的强调和践行一以贯之。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一个个关键处落子、彼此连接成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布局，为中国经济开辟广阔空间。

　　看3年——世纪疫情，是3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直接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并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3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走出了一条精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

　　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国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及时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新十条”优化措施，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条件。

　　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求最优增长路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最大程度释放经济社会活力，最大程度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面对疫情跌宕反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以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非凡实践，有效处置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5波全球疫情冲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有效守护。

　　2020年成为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3年经济保持4.5%左右的年均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不惧险阻、勇往直前的证明。

　　看这一年——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这是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数据：

　　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恢复态势。

　　前11个月，充电桩、风力发电机组、民用无人机、光纤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2.7%、39%、30.4%、21%，产业升级发展持续，新动能继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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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迅即行动，扎实落实。

　　这一年，二季度前期经济明显下滑、后期扭转下滑态势，三季度总体恢复向好，四季度抓住窗口期进一步回稳向上……顶住疫情反复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国经济划出一条“V”型复苏曲线，预计全年经济总量超过120万亿元，粮食产量连续八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展现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一些外媒报道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空前挑战之际，中国经济仍然向好。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的中国，将成为明年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爬坡过坎中前行。

　　成绩殊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遇到的困难很多，有的困难是空前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用好优势抓住机遇，时与势始终在我们一边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一年，我国经济发展在多重目标下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有产业体系配套完善的供给优势，有勤劳智慧的广大劳动者和企业家等人力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阐述我国发展的“四个优势”，揭示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大国战略博弈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支撑。

　　知难而进，砥砺前行。我们有条件实现更好发展，关键是要巩固和拓展优势，抓住和用好机遇。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体制优势增强发展活力——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大规律性认识，其中之一就是“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从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到通过宪法修正案，实施民法典；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制度基础。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历经风雨更显优越性的“中国之治”中，我们的制度自信持续铸牢。

　　中国市场主体已发展到1.6亿多户，是稳经济的底气所在。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能经受住各种风浪冲击的重要制度保证。

　　“我们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反垄断法完成修改保护公平竞争；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垄断行业体制改革……

　　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攻坚，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发展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以需求优势应对外部冲击——

　　世界经济低迷不振的背景下，第五届进博会按年计意向成交额再创新高：累计意向成交735.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3.9%。

　　“连续五年如期举办进博会，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释放了中国全面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积极信号，展现了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国担当。”《世界开放报告2022》评价。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

　　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显著。

　　“我国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潜力巨大，补短板锻长板投资需求旺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空间，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有利于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供给水平不断提升将引领创造更多市场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外发布，对进一步发挥需求优势进行新的部署。

　　“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2022年11月17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书面演讲时这样表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优势提升发展质量——

　　我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交付首家海外客户；首台国产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成功下线；建成亚洲最大海上石油生产平台……近期，一系列发展新成果捷报频传。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正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

　　经济发展最终靠供给推动，从长期看是供给创造需求。多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形成中国突出的供给优势：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能够制造世界上大多数工业产品，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拥有世界级港口群、250多个民用运输机场，建成全球规模最大5G独立组网网络、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

　　美国彭博社发表评论说，中国近十年来一直专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这些高技术领域正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更高的价值。

　　在对外依赖度高、短期难以有外部替代来源的领域加快补短板；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牢牢把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我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持续释放人才红利，以人力优势夯实发展基础——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人才红利新的优势正在显现：

　　8.8亿劳动年龄人口，人口平均年龄达38.8岁，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人。202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9年，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

　　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至第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庞大人力资源持续激发创造活力，成为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才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并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作出全面部署。

　　推动人才管理职能部门简政放权，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一项项部署，旨在充分释放人力优势潜力，不断厚植发展优势。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自信而坚定的宣示，向世人展现出中国经济无比光明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记者：邹伟、韩洁、叶昊鸣、魏玉坤、周圆）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01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